專家觀點：酒后駕車險會引發道德危機？

　　前不久，永安保險煙臺中心支公司準備推出一個新險種：“酒后駕車險”，沒承想消息提前透露了出來。 “酒后駕車險”是以人為本、保護受害者權益，還是會引發社會道德危機？這一險種是否合乎法律，引起了一場激烈的爭論。

　　保險公司設計理念：體現保險業社會穩定器功能

　　由于“酒后駕車險”在社會上引起了激烈爭論，永安保險煙臺中心支公司總經理宋占義承受了巨大的壓力，面對媒體的強力追逐，他采取了不接受任何采訪的態度。記者輾轉見到了宋占義，他終于向記者提供了這一險種的設計方案。

　　宋占義向記者解釋，永安保險煙臺中心支公司之所以要申請開辦“酒后駕車險”附加險種，主要是體現保險公司社會穩定器的服務功能，擴大公司的知名度。煙臺中心支公司向上級公司申請的開辦理由為：

　　一、關心弱勢群體，建設和諧社會的需要。酒后駕車致損的第三方，尤其是個人屬于弱勢群體，酒后駕車者固然違法，但按照以前的條款，保險公司予以拒賠，致使肇事者負擔能力減弱，第三方的利益無法得以維護，不少人轉而求助社會勢力私下追討，造成社會不安定因素的產生。

　　二、社會存在現實的的需要。酒后駕車這種社會現實存在不容回避，沒有酒后駕車險，每天照樣有大量貪杯者上路。

　　三、《交通安全法》實施后，所有的交通肇事屬違法行為；酒后駕車只是違法行為的一種，與其它肇事行為并無絕然的區別。肇事者并不因為有了這一險種就能逃避行政和刑事制裁。

　　四、體現公司服務理念的需要。永安公司的服務理念是“永遠為客戶著想”。“酒后駕車險”的推出，既體現了公司的服務理念，體現了公司的人文關懷，增加公司的保費收入，又可減少暗箱操作對公司造成的不應有損失。

　　宋占義向記者介紹，這一險種條款設計為：保險金額為１０萬元；保險費為２０００元；保險責任：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載明的駕駛人飲酒駕車肇事，致使第三者人身傷亡或財產直接損失以及本車乘客遭受傷亡，依法應由被保險人負責賠償的，保險公司依照本條款的約定承擔保險責任；而對于酒醉駕車者視為除外責任，將不予理賠。

　　是悖離道德還是以人為本，專家觀點針鋒相對

　　山東工商學院法學院副教授于東輝女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，明確表示贊同這一險種的推出。她介紹：“我國憲法保護人權的內容，《民法通則》保護生命的條款，到最高人民法院對人身傷害的司法解釋，都說明了我們國家的法律設計對公民生命安全的維護。目前我國交通事故頻發，而一些肇事人沒有賠償能力，如何有效保護受害者的利益，社會各方要從多種途徑來切實保護受害人的合法權益，從法律角度而言，‘酒后駕車險’是以人為本、保護受害者權益的一種有效手段。”
　　于東輝向記者介紹：“從保險法的角度，‘酒后駕車險’也是可操作的。商業保險的三個要素即危險存在、眾人協力、損失賠付都具備。就保險公司而言，這一險種實現了社會互動的功能。”

　　而山東工商學院政治與社會發展學院從事社會學研究的魏春洋老師，卻對這一險種持否定態度。他認為，首先，“酒后駕車險”從道德上會助長酒后駕車的不良風氣，會給這些違法駕駛的人一種心理暗示：有人在為自己分擔責任；第二，“酒后駕車險”悖離常識和公德。保險是針對一般意外和過失行為的一種補償，而酒后駕車險承保的則是道德風險和被保險人的故意行為。實際上是只考慮經濟利益，沒有考慮社會利益，表面上對第三者受害方帶來利益補償，但損害的是公眾利益。第三，從社會學角度看，這一險種不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。酒后駕車影響人們的心理安全，使得公民對社會環境缺乏信任。導致如信任、理解等社會資源的流失，不利于社會的穩定。魏春洋老師建議，此類險種的上市，是不是也搞一個社會聽證會，讓社會各界參與決策，而不是由行業主管部門一家獨斷。

　　于東輝副教授表示不認同這種說法，她認為，事故出現后，保險公司可以債權人的身份，對肇事者進行追償，這一險種同樣會對肇事者產生警戒作用。

　　記者隨機采訪了幾位市民，他們對“酒后駕車險”表示明顯的不理解甚至有些氣憤，一位退休干部對記者說：“酒后駕車的人簡直就是殺人犯，這樣做不是鼓勵殺人嗎？”

　　但一位機關工作人員也表達了這樣的觀點：“不管是否酒后駕車，被撞的人總是無辜的，如何有效地救濟第三者受害人，才是關鍵。”

　　關于這個問題，魏春洋老師認為不應當有商業保險負責，應當由社會其它力量，如建立一些基金或非政府福利組織進行救濟。

　　于東輝副教授則表示，以目前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現狀而言，商業保險解決這一問題是一個現實的選擇。

　　事關道德風險：誰來投保“酒后駕車險”？

　　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，“酒后駕車險”讓承保人和投保人的心理上，都投下“道德風險”的暗影。

　　永安保險煙臺中心支公司總經理宋占義，憑借他多年的保險從業經驗以及良好的專業背景，自信自己的設計在法律和行業規范上都沒有問題。當記者問及誰會來投保"酒后駕車險"時，他沉吟了一下說，他主要的市場定位應該是商業人士、私家車擁有者。

　　宋占義認為，這一保險市場還是很有潛力的。但他也坦誠的對記者說,設計并實施這一險種,對公司而言,的確存在著道德風險。

　　煙臺市交警支隊分管法制工作的徐巖基同志向記者介紹，以往對酒后駕車發生的事故不予理賠，從執法上看，對遏制酒后駕車現象是有利的。交警部門不會因為有了“酒后駕車險”就減輕對酒后駕車行為的打擊力度。但對第三者的傷害，也應當有一個方式進行補償，所以這一險種還是必要的。問題是“酒后駕車險”這個名稱有誤導之嫌，去投保的人不是明顯要告訴大家要去酒后駕車嗎？所以這一名稱需要斟酌。

　　記者在采訪幾位當地黨政機關的司機時，他們對記者說：“我們單位不可能讓我們保這樣一個險種，這不是明擺著要酒后駕車嗎！”

　　記者連續問詢了三位出租車司機，他們對這一投保這一險種似乎沒有心理準備，一位司機對記者說：“要是讓警察知道我保了這個險，還不天天抽我的血檢查？”

　　一位記者相熟的企業負責人說：“這個險種我不打算保，就是投保了，也不能讓你知道！”而記者的另一位剛買了車朋友反問記者：“保險公司會為投保戶嚴格保密嗎？”

　　業內人士向記者介紹，２００３年，中國保監會批準了一家保險公司的“非常事故特約損失險”，這一險種就類似于“酒后駕車險”。 推出兩年間，應者寥寥，究其原因，主要還是大家難以承擔這一險種帶來的“道德風險”。

　　專家向記者陳言，“酒后駕車險”引發的爭論，實際上是權益、道德、法律的艱難選擇，這是我國國民公共意識、道德意識和規避風險的意識日益增強的表現。如何尋求這三者的平衡點，使我國現階段的社會保障機制逐漸完善，其意義遠遠超出了這一險種本身。